我出生于1935年9月，当时我父亲毛克忠正担任苏州桃坞中学教务主任。我诞生于桃坞中学在石幢弄的职员宿舍院内。但不久这宁静、温馨的生活就被打破了。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苏州就沦陷了；校舍被占，学校无法开学。我全家从苏州避难到上海租界。先在圣约翰大学的亲戚处借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迁入圣公会在常德路的一幢小楼内。小小一幢楼里挤住了好几户人家，生活颇为拮据。

    1938年夏，部分避难在沪的桃坞教师，租借上海慈淑大楼内的数间房屋，开办补习班。当年秋季桃坞中学正式在此招生开学，由我父亲担任校长。其后虽历经各种艰难困苦，终于坚持到抗战胜利。

    这一阶段，我还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许多事的记忆都模糊了；但有一件事却深深留在脑海中。那时，我父亲每天骑着一辆到处吱嘎作响只是车铃不响的“老坦克”上下班。由于时局凶险，安全堪忧，我常常站在院子的门口，等他回家，直到见到他的身影才能安下心来。偶尔，我也会坐在他车子的前槓上，随他去上班。他的同事们都很喜欢我，期盼我长大后能进桃坞读书。我有时站在办公室的窗旁，眺望那附近的“外国坟山”，心里不免有些不安和害怕；有时也会走到福州路的书店去看看，记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都是那是购来阅读的。由于当时房源紧张，一间教室分别有好几家学校共同借用。我亲眼看到排课老师像下棋一样的安排课程，真是煞费苦心。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先进的教具或完备的实验设施，条件之艰苦恐非现人能够想象。至于教学质量则非我这个小孩所能置喙，留待当年的学长老大哥来评说吧。

    这里附带提一件事，当时学生的进步爱国运动当然也波及了桃坞中学，解放后父亲曾对我提及。有一次他得悉当局要抓捕一名进步学生，他即找到那名学生，建议他暂时避离一下，终于使这名学生逃离了魔爪。我无意为我父亲脸上贴金，只是说明他们这一辈老教育工作者，对进步青年还是尽可能地予以保护与支持的。

    1945年抗战胜利，时年9月由钱慕云老师率部分沪校教师回苏复校。1946年9月沪苏两校合并，由钱慕云担任校长。当时我父亲已被任命为圣公会江苏教区副主教，主管乡村教会工作，辞去桃坞中学校长之职，我家在同年也迁回苏州，住在离桃坞中学咫尺之遥的圣公会大院内。

    当年我进了桃坞中学附小六年级。由于我在上海时体弱多病，先后患了肺结核、脑膜炎等重症，在工部局小学的学习也时断时续，所以基础较差，成绩很不理想。幸有老师的循循善诱，一年来进步明显。1947年进入桃坞中学初中，三年初中生涯在我一生中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桃坞中学良好的学习环境，使我的学习成绩提高很快。记得那时的英语课本已采用英文版的“天方夜谈”，而且，训练我们生词要用英文来注释，并且还练习英语会话。我还在一次英文背诵比赛中获得奖牌。语文方面很重视古文的教授，我的古文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此外，数、理、化、史、地，甚至音乐、美术、体育各不偏废，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其影响是深远的。初三时，苏州已经解放，学校组织下乡劳动，白天赤脚下田，晚上睡统铺草席。生平第一次接近劳动人民，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教育。

      1950年，当时圣公会的外国主教罗培德离华返美，我父亲接任圣公会江苏教会主教，全家又由苏迁沪。我以桃坞中学全校总分第二名的成绩直升圣约翰大学附中高中部（由于皆属圣公会系统，校际成绩相互认可）。当时，约中的英文水平高是著名的。进高一时，课本是原版IVANHOE，每次上课要读10多页，全靠课前自己查字典去理解，进度极快。许多学生都惊叹吃不消、跟不上。由于初中在桃坞学习英文的基础，我还是顺利跟上了，而且历次测验与考试都能名列前茅； 其他各科也都学习得很好。这一切都归功于桃坞中学三年打下的扎实基础。1953年顺利考入了上海第一医  学院，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

    如今我已耄耋之年，作为一名皮肤科的专业医师，为人民服务了大半辈子。回顾以往，虽然在桃坞中学，仅仅学习了三年，但由于先天的渊源，桃坞中学四个字始终铭刻于心。以我个人之见，人的教育最重要的一环该是中学阶段，有良好的中学教育基础，以后不论继续深造，还是就职创业就有了根，就有了本。如今，苏州四中有良好的教学设备，先进的教学手段，扎实的教师队伍，这些可能是以前桃坞中学所无法比拟的，但希望桃坞中学教书育人的人文精神能够继续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