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桃坞中学的渊源要追溯至我的父亲潘学安。他在1914年毕业于上海聖约翰大学，又去清华大学念了一年，需等一年才有去美留学的名额。遂到苏州桃坞中学任教一年。我的叔父潘永春也上了桃坞至毕业。潘氏的下一代凡男的一律就读桃坞，计有潘学安的四个儿子建德、祖德、达德、盛德以及潘永春的颂德和立德。

    我十一岁读完小学五年级时，父亲就要我跟大哥建德一起到桃坞中学读预备班，相当于六年级。预备班的同学只有九人，教室是在钮堂楼下朝北的一间小教室。我在苏州桃坞中学读了预备班、初一、初二，都是属于小班。桃坞对住读生管理甚严，小班生只准每二周有一个周六可在午饭后出校门，到晚饭前必须返校。初三学生每周六可出校门，高中生则周六周日都可出校门。当时全校仅二百多学生，其中约70%的学生来自上海。家长就是因为桃坞的管理严格，自上海送儿子到苏州住读，感到安全。我虽是小班生，因为全校学生在一起的时间多，大家都相互认识。1937年抗战开始，学校停办一年，我在上海清心中学借读了一年。1938年，桃坞在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慈淑大楼四楼借了五个房间，三个作为教室分上下午由初中和高中上课。二个房间是办公室。成立了上海桃坞中学，由毛克忠任校长，教师大部分是苏州的老教师。因陋就简，学生没有活动的空间，更没有操场。楼下是中国国货公司，马路上行人和车子非常热闹。教室的窗外就是马路，可听到汽车的喇叭声。但只要专心听课，就会听不到喇叭声。桃坞中学的毕业生可直升入圣约翰大学的文、理科，只有医科要考物理、化学、生物三科。我在医预科读了二年后转读化学系毕业。毛校长因缺化学和数学教师，请我去母校教书。要我教高中和初中的化学、解析几何和大代数。我因是第一年执教，需花许多时间备课。我教高级数学实在是不够资格，虽然在中学时我的数学成绩很好，但只会用公式解题，至于公式自何而来就了解不够。在大学时只上了一数学课，因此只可临时抱佛脚向约大的数学教师魏宗舒教授请教出后门。我要备课、上课、批改习题，压力很大。校长毛克忠牧师要我在每星期天上午去他主持的礼拜堂唱诗班。我怎么可减少星期天的休息，就立即回绝，引起毛校长的不快。于是我在一年后就辞职，成为桃坞中学的逃兵，至今甚为遗憾。

    父子都在桃坞中学教了一年书，恐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