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桃坞中学时期（1902～1952）

    苏州市第四中学前身系苏州私立桃坞中学，一九０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至今已历经沧桑整百年。这百年的办学历史，又正巧分成桃坞中学时期五十年和苏州市第四中学时期五十年的两个五十年。

第一章  初创阶段

一、学校之创始

    二十世纪初，中国正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教育方面国内科举未废，而西学已兴，各帝国主义以传教为名，在中国领土上广建教会、设医院、创学校，在各地占领阵地。桃坞中学即是在此背景下创立的一所教会学校。

    一九０二年，美籍传教士韩汴明、聂高莱奉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之命，要在苏州创建一男校、一女校及一教堂。于是，俩人即在其租住地（苏州古城区西北角之廖家巷）附近，先后以一百四十八元及十八元租得民房两栋，并从常熟延聘中国教士吴子亮、张吉人二人来苏，着手购置课桌椅，劝勉学生入学，并于同年十月二日正式开学。当时，教师有韩、聂、吴、张四人，韩任校长，聂协助韩一起主持校务，吴、张二人襄助一切。学生有郭书清、张桂生等四人，且年龄均在11─14岁之间，所施之教育系启蒙性质，学校既无校名，也无固定学制。外界称其谓“圣公会中西学堂”。

    不久，学校在桃花坞廖家巷之西──宝城街，又陆续购置得相连之民房及空地，并进行修缮，将民房逐步改成教室（即成了现在校址的一部分）。

    一九０三年七月四日，学校从桃花坞廖家巷东首旧址，迁至宝城桥街新址。在校学生增至张福元等十二人。

    学校初创之时，土地的购置，校舍的建造，以及平时的开支，均由教会拨款。

    一九０七年，韩汴明募款建造“韩堂”（解放后改称“新生楼”、“长征楼”，一九六九年因成危险房屋被拆除）及校长住宅（解放后称“和平楼”），并在校长住宅东购得空地一块，辟为操场。

    一九０八年，随着校舍的扩大，学生也增至129人，且绝大部分寄宿校中。此时，学制开始建立，设置预科和本科，分班授课，学习趋向正规。同年，韩汴明被调往扬州创办“美汉中学”，校长一职由美籍传教士史丹林继任，吴福基辅之，学校正式定名为“桃坞中学”。同时上海“圣约翰大学”亦承认“桃坞中学”为其附属中学之一。本科毕业生可免试升入“圣约翰大学”，名列第一的毕业生，还可享受免费待遇。    一九０九年，美籍传教士梅乃魁到校接替史丹林任校长。并兼任

“圣经”、英语及生理学教员。

    一九一二年，无锡“圣彼得学校”并入本校，学校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学校之基础，为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学校初创时，学生每学期仅交学费一、二元，至二十年代，学校收费大幅度增加。根据当时学校章程第五章所订收费标准如下：

    （一）膳宿生每学期学费洋廿七元，膳费洋十八元，电灯杂费洋十元，共计五十五元；通学生每学期学费洋廿七元，午膳费洋十元，杂费洋二元，共计三十九元。以上各费须于入学时缴清方得上课，如中途辍学，无论斥退、自退，所缴各费概不退还。

    （二）不论新旧学生，每学期应缴运动费一元，杂志费洋二角，新生另缴操衣费洋十四元……

    （三）英文正科生每学期当预缴书籍费洋十元，预科生七元……

    （四）学生于中英文未能同时毕业的仍在本校肄业者各费照缴。

    以上标准不仅远远超过当时的公立学校（当时省立中学每学期学费高中洋八元，初中洋四元），即便在教会学校中也是较高的。此时桃坞学生都系苏沪一带富裕家庭子弟。至卅年代，收费标准又进一步提高，故社会戏称为“贵族学校”。

二、宗旨与体制                                                       

    桃坞中学办学之宗旨在其订立的学校章程中明确宣称：“本校中西并重，三育兼施，参照民国教育部中学校令施行细则办理，以培养高尚纯正之品格，切实适用之学诣为宗旨。”但作为教会办的学校，实际上还是以宣传基督教义为其主要目的（“桃坞中学校歌”中明白唱道：“修道谓教”）。为达此目的，学校数十年如一日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每周各班有两节圣经课，和其他学科一样列入课表，并进行定期考试。

    二、每日上课前全校学生集中礼堂，由校长主持举行早祷，时间约廿分钟。

    三、每日三餐前，必须由学校中的教徒组织──青年会会长，先作祷告，然后学生才可以动筷进餐，时间虽仅一分钟左右，但学生必须遵循。

    四、每星期日上午，全校学生必须整队点名，进礼拜堂做礼拜，即使极少数的走读生也必须准时到校参加（教会学校星期六下午是不上课的，以补足星期日上午的休息时间）。

    五、每逢教会节日，如复活节、圣诞节等节日，全校学生也象星期日一样参加礼拜仪式。

    以上学校的统一规定，使学校涂上了明显的宗教色彩，但当时大多数学生来校就读，并非为皈依教义而来，实以桃坞中学功课较紧、纪律严谨，深得社会佳誉，家长信赖，乐于将子弟送进校。因此，学校前期学生中教徒的比重较大，随着在校学生的增多，教徒的百分比逐步降低，至三十年代时，教徒已不到学生总数的30％。

    一九四八年，学校在江苏省教育厅立案时，教育厅坚决不同意以  “修道谓教”为办学宗旨，因此，办学宗旨就改为：“以培养高尚纯正之品格，切实适用之学术为宗旨。”学校不再设宗教课，改设德育课，校长一职由主教委派改为由校董会委派，且校董会不得由外国人员。从此，学校的宗教气氛也就日趋淡薄了。

    桃坞中学的组织体制不同于当时的其他学校。建校初期，往往因人而设，没有固定的体制，在美籍校长时期，事无巨细（从课务到事务，从处罚学生到教师进修，从聘请到辞退教师及核定教职工的工资）无不由校长一人裁定，是地地道道的“一长制”。这种情况至少在梅乃魁任校长的近三十年中都是如此的。

    学校也设有校董会，校董是由主教选派的，校长是由主教任命的，二者都秉承主教意旨办事，彼此当然没有意见不一。所以，实际校董会仅是一个徒有虚名的组织而已。

    学校教职员全体会议，每学期虽也定期召开，会上也有不少议案提出，但重要议案都是先有校长与校长助理，或教务主任及美籍教员先行决定，然后提交教职员全体会议通过，所以教职员全体会议也就成了象征性的组织，教职员在全体教职员会议上唯一享有的权力是每学期未通过受奖学生的名单。因为按章程，学生各科平均成绩80分以上者，且一学期内未受处罚和未缺课者应发给奖状以资鼓励，这名单必须在全体教职员会议上通过，此时教师才享有一点民主权利。

    校长下设教务处、训育处、事务处，有时还设有体育处，各处分别设有主任。但除教务处设有二个职员处理学籍和统计成绩外，其他各处均是“光杆司令”。各主任中，除教务主任有时被校长咨询外，其他主任仅是执行校长交办的事务而已。训育主任没有奖惩权，学生犯了错误均直接被召到校长室，由校长决定处罚，然后将结果通知训育主任，再由训育主任公布实施。事务主任是兼会计的，仅是校长室的一个职员。体育主任则更是一个空名。

    抗战前，学校班级不多，一般只有６─７班，学生亦仅２─３百人，因此不但职员极少，任课教师亦不多（二十年代前，不超过20人；二十年代后，在30人之内），抗战胜利后，连兼课教师在内，也不超过40人，其中主科每科最多有教师２─３人，副科则仅有１人。教师也各自为政，互不商讨，也无教研组等业务上的组织。

    各班也不设班主任，各班可自由邀请有威望的教师当班级的导师。导师平时除课务外与学生很少接触，班级中的事务均由班长组织处理。班长是由班级全体学生选举产生的，在班级中威信很高，组织能力也相当强。

    学校中的教职员工，除校长及外籍教师由主教委派外，其他教职员均由校长聘任。教师的来源也循旧制，国文科教师一般聘用科举出身者，特别在前期，以举人为对象（后期当然不同了），其他高年级教师，一般均来自教会大学毕业生。低年级副科教师，有时也录用本校高中毕业生。

    教师的工资，学校自作规定。外籍教师是由教会（上海“圣公会”）直接支付，其他教职员都由学校支付，一般高中毕业的教师，第一年每月工资为五十元，大学毕业的教师，每月工资为七十元。以后每隔二年，每月各加工资五元，一直加到一百元为止。当然也有例外，那得凭校长的意旨为定了。

三、学制与课程

    桃坞初创，校舍简陋，学生廖廖。1902年开办时，学生仅４人，1903年12人，1906年68人，尚无固定学制，1908年学校雏形已具，开始设立预科及本科，预科相当于高小，本科相当于中学，学习期限均为四年。至廿年代初，预科改为三年，本科仍为四年。到1923年，预科、本科一并取消，改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学制从此正式铺定，学校教育趋向正规。每学年分成上下两学期，第一学期开学均在九月初，休业于次年初。第二学期年初始，至七月初止。每学期约廿礼拜。

    在设置预科和本科时期，校中分设中文班和英文班。中文班课程以国文为主，所学又以古典文为主，包括史、诸子、诗歌、古文、书牍等，此外，还有本国史地和法制、经济、珠算和图画等课程。英文班除以英文为主外，还设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制图、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课程。学校又规定中英文班的所有课程是兼修并非选修，是分班而非分科。学生必须在中文班及英文班都修业期满，取得两张毕业文凭后，才算正式毕业。学习期间，中文班可以跳级，英文班则必须循序渐进。每年级的各科成绩全部及格，才能获得毕业资格。故一个学生在中英文班学习，往往分在不同年级，有时相距可达２─３级，即中文班毕业以后，要隔一二年甚至三年，方始英文班毕业。

    桃坞办学体现严谨两字。

    其一，限制学生数。教会原规定中等学校在校学生不得超过二百人，每班学生原则上以不超过三十人为标准。后来为了扩大学校经费来源，每班学生有时达四十人左右，但仍极注意学生之质量，严格把牢招生考试关。如不能达到初中水平，即编入补习班，补学语文、英语、数学三科。一年以后，成绩及格，才能编入初一年级就读。

    其二，履行淘汰制，宁少勿滥。进入桃坞学习后，不等于万事大吉，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如有一门主科或两门副科不及格者即留级，二次留级即除名。在桃坞中学章程的奖惩系列中，有明确条文规定：“品行平庸学业一无进步，得由教职员会议时取决同意降入下级。”（注：引自苏州圣公会桃坞中学校章程第十四章“奖励及惩戒”）。因此在二十年代，一个班级到毕业时，往往仅剩学生二十人左右。同时，学校采取的记分制又不同于一般学校，各科考试成绩以七十分为及格，到抗战后改为六十五分及格，到学校立案后方采用六十分及格制。

    其三，校纪严格。学校规定，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不得任意违纪。学生以寄宿为原则，每周一到五不准出校，星期六下午放假，高年级学生可以外出，但在当天傍晚六点前必须回校。学生违反校规，就要记过处分，学校章程“奖惩及惩戒”条文明确规定：“凡记过学生均于礼拜六下午限令静坐思过，以犯过之轻重定时间之长短。”

    自二十年代起，学校中即实行军训，由本校教师担任教官，每日清晨整队分列操练，其目的不在训练学生掌握军事知识和技能，而在培养学生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四、教学之特色

    桃坞不仅在其学制、考试记分方面“独创一格”、“独树一帜”，而且在教学上也是自成特色。譬如桃坞的上课时间也与众不同，每堂课定为４０分钟，每日排课７～８节，且每日均有自习课供学生复习消化，培养学生自学之能力，以确实巩固所学之知识。又如在课程的开设上，除把英文学习放在首要地位外，其他科目的开设可随时增减。一九二一年就在中文本科班增开了文学史、哲学史、社会学、伦理学等课程，英文本科班增开了地质学。有时还因人设课，廿年代初来了一位学经济学的美国教师，学校即增开了簿记课。学校分成初、高中两部后，高中的理、化、生三门功科，被分在三个年级学习，高一读生物、高二读物理、高三读化学。“设有特别教室，以利教授，实验置备，亦颇完善，教员多聘自约翰、东吴、金陵等著名学府，教授且极有经验。”（注：引自《桃坞》三十周年纪念刊）

    桃坞作为教会学校，极重视英文的学习，在这方面不仅对学生要求严格，对教师也同样严格。在梅乃魁任校长时期，有时在夜间他还亲自为教师进修英文、校正发音，以求教学的规范化。自一九０八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定桃坞为附属中学后，学校更加注重学生英文水平的提高，为升入圣约翰大学学习创造有利条件。为此学校采取了一些措施。

    第一，英文教学要求学生达到能看能写能讲的水平，特别注重发音的准确。学校规定高中的英文课均由美籍教师教授，初中可由中国教师授课。教学要求均从严从难着手。以卅年代的英文教材为例：初一读  《泰西三十轶事》、《泰西五十轶事》，初二读《天方夜谭》，初三读《人类的故事》，高一读《格列佛游记》，高二读《罗宫艳史》，高三读《威克斐牧师传》，高三另有选科读《莎士比亚》著作。上述教材都比当时一般中学所用的深，尤其是初三所读的《人类的故事》，当时有些大学文法学院把这本书定为大学一年级的课外读物，从中可见一斑。    每周英文教学的课时多达７─８节，每天至少一节，课时超过国文和数学，且每二周作英文作文一篇，当堂完卷。平时英文作业布置频繁，课堂练习多，教师批改认真，目的是通过反复实践，使学生能熟练掌握、运用自如。

    第二，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高中各课教学用课本均用英文原版。以三十年代的高中历史课本为例：高一读美国海斯满编写的《世界近代史》，高二读海斯满编写的《世界中古上古史》，当时在国内许多大学历史系一年级也以此为教材。难度、深度由此可见。教师授课均用英语，考试试卷也用英文命题。学生平时答问、答卷也均用英文。

    为增加练习英语的机会，学校每学期还举行英语朗诵、翻译、作文、演讲等项竞赛。还组织剧团，排练和上演英语话剧，以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提高运用英语的水平。

    桃坞学生在英文学习上，由于平时的严格教学、多项训练，所以桃坞学生的英语水平明显地高出一般中学，即使在教会学校中，亦居于领先地位。学生中英语成绩优异，出类拔萃者，不乏人在。以下几点可以佐证：

    (1) 1922年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举办中学生英文考试，桃坞成绩突，名列第一。

    (2) 三十年代，苏州各中学举行英语朗诵比赛，冠军多次被桃坞学子所得。1932年12月，苏州教会中学举行英语背诵比赛，桃坞学生曹国藩荣获冠军。

    (3) 学校校刊及学期报上，学生发表英文作品，质量甚高，均出自学生手笔，教师稍加修改即斐然成章。

    (4) 二十年代，每年举行毕业典礼时，均有毕业生代表发表英语演讲。

    (5) 二十年代前后，海关、邮政、电报等部门招收工作人员，桃坞学生因英语水平较高，录取率亦最高，深受社会各界欢迎。

    桃坞学子的英文造诣深湛，故在老一辈校友中在高等学府中从事教学及科研工作者甚多，在国外从事教学与科研者亦颇不乏人。

    桃坞中学自一九０二年创立至一九四九年为止，毕（肄）业生估计为四千人，且年老者已谢世，其他又分散国内外，很少联系。80年代初，

经半年努力，才联系上322人，就此322人的工作分析统计如下：

第二章  发展阶段

一、校舍之扩大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共和肇造，科举废除，新学兴起，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1913年到1923年的十年中，校舍的建设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如：1913年校长顾问钮博尔捐款建了“天恩堂”（即礼拜堂，1979年被拆除，在其址盖起了现今１号教学楼）。1915年又建起了教师办公楼（解放后称后楼，1998 年因白蚁危害被拆除）。1917年，开始建“钮堂”，总计605平方米，到1918 年落成（解放后称“五爱楼”，1978 年被拆除一半）。1917 年还修建了厨房及缮堂（1973年因年久失修而翻造），同时为了解决全校师生饮水问题，又挖掘420英尺深的深水机井一口（现已毁，1999 年操场扩建时填封），1919年添置发电设备一套。据《桃坞中学四十五周年校庆纪念刊》中张鸿志先生所写“校史鳞爪”一文中记载：“一九二二年本校校友庆祝二十周年纪念，募款建纪念室，作礼堂及健身房之用，在此之前，还捐购校外运动场，约二十余亩。同年，钮氏为纪念其兄，复捐美金一万元，建筑科学馆”。修建中的“健身房”也于一九二三年落成，当时是苏州市第一个健身房（1979年扩大重建，1999年重修）。“科学馆”即“理堂”（解放后改称实践楼，即如今多功能教室大楼），也于一九二三年落成。同时修建了88平方米的中平教室和宝城桥街７号宿舍。至此，经过十年的发展、扩建，桃坞中学的办学条件得到大大改善。桃坞中学上海校友会，在八十周年的校庆聚会上，校友范宝华（1925届）、许振国（1926届）二人（二人有幸参加了学校20周年校庆）在发言中提到，母校是在惨淡经营了20周年之后，进入一个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时期而庆祝20周年之校庆的。我们记得当时美国人办的大陆报(CHINA PAEss) 曾对母校有一个详细的报导，其中一句是这样写的：“桃坞中学是远东办得最好的中学校”。

继后，在一九二七年学校建造了外籍教师单人宿舍楼一栋（即今政教处、团队办公楼），一九三三年又在今操场之北建造校外教师宿舍楼两栋（即解放一、二两楼），校内又扩建了79平方米的玻璃教室一间。随着校舍的不断扩大，教学设施的日益完备，教学质量也稳步提高，学校的社会地位、声誉蒸蒸日上。据一九二二年20周年校庆纪念册中胡二吾先生所写“本校春秋”一文所述：“九月五日为本校秋季招考之期，是日也，久雨初晴，天高气爽，嫩凉沁脑，正堪文事报名人数二百余人。上午试验中文，下午试验英文，阅卷后即行揭晓，录取者六十有六人，仅有造才额满，见遗本校同人成引为憾事，深希来日校舍扩充，普惠后学。”此段文字足可佐证当时桃坞中学之社会声誉。是年，在校学生高达313人。桃坞中学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还得提一下同是圣公会创立的桃坞附小及显道女中。桃坞附小是桃坞中学的附属小学，毕业生可直升桃坞中学。桃坞附小起初在西混堂弄租房办学，一九二四年迁至宝城桥弄，校长为美籍人喀克斯，学校设有六个班级，低年级每班不到三十人，高年级则仅有一二十人，全校学生不过百余人。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学校停办。抗战胜利后，因显道女中停办，才迁至显道女中校舍内（石幢弄）开学，校长由桃坞中学校长兼任，先后由李鹤年、朱佩伦、刘一鸣担任小学部主任。解放后接办为桃坞小学。一九０八年前后，在桃坞中学校舍中，曾辟出一角成立了“圣信女中”，四周围以矮墙，男女两校虽在同一校门内出入，但内部互不相通。不久圣信女中在桃花桥弄另租校舍上课，以后改称“显道女中”。那时学校时开时停，很不正常，后迁入石幢弄新校舍，校长美籍人乔小姐，胡素玉担任教务主任。校务逐年发展，但系初级中学，班级不多，学生亦少。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显道女中停办，由教会中人士开办仁立补习社。抗战胜利后，仁立补习社的中学部分并入桃坞中学。原有的昱道女中未复校，校舍由桃坞附小使用。

桃坞中学自一九０三年从桃花坞廖家巷迁址宝城桥街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校舍规模基本定型，此后仅在抗战之后的一九四七年校友再次募款建起了“梅堂”（解放后改称学习楼，后改成图书馆，现今图书馆大楼即在其旧址上重建），一九四八年落成。

学校中主要建筑物，截止解放为止，共约7000平方米，其中教会拨款建造者仅2000平方米左右，占28.4％，校友募建者1500平方米左右，占21.6％，私人捐赠者为2500平方米左右，占36. 3 ％，国外募集者1000平方米左右，占13.7％。

二、课外组织与课外活动

桃坞中学不仅在学习上中西结合自成一套，而且在课外组织与课外活动上也是颇具特色。

第一，课外三大组织相继成立。

二十年代中，学校已有三大课外组织，即“学生会”、“文学会”、“青年会”。这三个组织均由学生主办，聘请少数教师为顾问，对开展学校的课外活动，起着组织、领导的作用。

(1) 桃坞中学学生会建立在二十年代初期，是组织学生一切活动和代表全体学生利益的一个群众性组织。至三十年代初，因很多学生活动均有文学会执行，业务较少，故不久改为级联会。级联会由各年级选出三人组成，以高三级长为主席，主要任务是解决年级之间发生的问题，以及代表同学意见，与学校当局洽商各项事务，向学校当局提出学生的合理要求等。

(2) 桃坞中学文学会，是学校重要组织之一。“其目的在研究学术，练习口才，以期养成思维灵敏，举止活泼之青年。”（引自《桃坞》卅周年刊《课外组织、文学会》一节）全校学生均为文学会会员，文学会是最大的全校性群众组织。其组织系统如下：

┌─交际股（与兄弟学校联系工作）

    ┌─会  长    │

              ├─出版股（出版校刊）

├─副会长    │

│            ├─演说股（举办演讲会）

─┼─书  记  ─┤

│            ├─辩论股（举办辩论会）

├─司  库    │

│            ├─戏剧股（办理戏剧演出）

└─干  事    │

└─研究股（研究业务开展）

文学会订有自己的组织章程。下面附上一九三四年修订后的章程：

１、定名：本会由苏州私立桃坞中学全体学生组成，故定名为苏州私立桃坞中学文学会。

２、宗旨：纯以探讨学术为宗旨。

３、会员：凡桃坞中学学生皆为本会会员。

４、顾问：本会聘请桃坞中学现任教职员为顾问，另聘教职员中若干名为常务顾问指导一切会务。

５、职员：执行委员会计五人，会长、副会长、书记、司库及干事各一人。执行委员会下设出版、演讲、辩论、戏剧研究及交际等股。

６、职员权限：①会长、副会长有主持公务一切之权（各股长分掌各股具体事务，襄助会长），会长缺席时，副会长代理其职务。②书记专掌会中往来文件、信函及记录事宜，干事处理日常事务。③司库掌管会中出入款项，于学期终了时，将会中经济作详细报告。

７、职员任期：一年为一任，不得连任。

８、职员资格：本会会员皆有被选资格（选举职员用提命选举法）。     ９、会费：凡本会会员每学期的会费大洋二角，在书帐内扣除（司库收到会费后，交校长代为保管，需用时再凭据掣取）。

10、开会：①常会，每星期开常会一次，日期在星期六上午十一时半到十二时十分，如有事故必须延长时，得略以延长，地点在自修室。②特别会议，如有事故特殊，得由职员议定日期由会长召集之。

11、附则：本章程有未尽善处，得于开会时通过修改之。

根据上述文学会的组织章程，可见除体育活动外，几乎其什么事都干，在学校中起到很大作用，深受学生欢迎。现举一九三四年下学期的活动为例，可见一斑。

（活动时间为星期六中午十一时半到十二时十分）

(2) 桃坞中学的青年会为学生中所组成，学生中的教徒都是青年会的基本会员，其他同学也可自愿参加为普通会员。其组织机构如下：

┌─会  长

├─副会长    ┌─灵修部

─┼─书  记──┼─服务部

├─司  库    └─营业部

└─干  事

    灵修部主要工作有①主持论道会，每二星期请有名望之同道者，莅会演讲。②主日学，于星期日下午二时半为贫苦孩童欢聚讲道。③主日查经，于星期日上午十一时一刻到十二时，分中英文圣经班查经。④个人布道。⑤每学期开布道会一次。

    服务部工作①开办义务夜校，劝勉附近失学儿童入学，使贫困子弟有入学机会（义务夜校自二十年代即开办，从未中断。夜校设校长、训育主任、教务主任、医务主任及各班班主任。任课教师及所有职员均由高中部学生义务担任，但校长必须是教徒。学生数时增时减，最多时达百余人，最少时仅二三十人）。②会员娱乐。

    营业部主要工作是供给同学食品，每日上午第二节课后向同学发售食品，所得利润都作为青年会经费（本会基金大半皆仰赖此部）。营业部主任及服务员聘请同学轮流担任。

    青年会还附设一歌咏团，主体是唱诗班，团员人数不定，一般团员有三十余人，由梅校长及毛克忠先生任指导，每星期五练习一次，团长、书记均由学生担任。据《桃坞》校刊卅周年纪念刊所载：“同学于攻读之余，藉唱歌以调养性情。”可见歌咏团深受学生欢迎。

三、课外活动

    桃坞中学除了这三大学生课外组织外，其余的课外活动也是丰富多采的，如文艺出版，学术竞赛和文体活动。                                                        

    (1) 文艺出版，一九一八年时，桃坞中学已有学生设立期刊社，出版发行学期刊：十六开本，用中文字编写，刊名为“桃坞”，内容有时论、课艺、译林、杂看、笔记等，每册二角，对外发行。每年出版一卷，初期为季刊，每卷出版四期。后改为学期刊，每卷出版二期，共出版十余卷。至三十年代初，校园内各种小型刊物相继出现，有《韩堂壁报》、《孤灯》、《文星》、《月魄》等油印刊物。学校当局，深恐学生分心学业，便加以劝阻，才统一出版校刊，每学年出版一期，图文并茂，为学校的主要纪念刊物，直到一九四一年才中断。

    (2) 学术竞赛。学校各年度均设有学术竞赛，并规定年级参加，优胜者给予奖励。兹就前后三个不同年代中各举一例，以示梗概。

    1926年1月18日中文作文竞赛，题目为“为学无止境”，全校学生参加；4月3日英文会考，题目为“日日阅读之价值”；4月10 日翻译竞赛，高中部参加；5月29 日中文辩论“中国现行情况工业与农业孰为尤重”。

1935年△中文作文竞赛，全体参加，奖张身立先生赠银质奖章一枚；          

△英文作文竞赛，初三至高三参加，奖梅乃魁先生赠银质奖章一枚；

          △  翻译竞赛，自由参加，奖马崇淦先生赠银质奖章一枚；

• 数学竞赛，高中部参加，奖顾永泉先生赠银质奖章一枚；
• 算术竞赛，初中部参加，奖顾训丹先生赠银质奖章一枚；

          △化学竞赛，除高三外自由参加，奖严志弦先生赠银质奖章一枚。

          △物理竞赛，除高二外自由参加，奖严家书先生赠银质奖章一枚；

• 中文演说竞赛，初三至高三，奖文学会赠银质奖章一枚；         
• 中文演说竞赛，补习班到初二，奖文学会赠银质奖章一枚；          
• 中文辩论竞赛，初一、初二，奖文学会赠银质奖章一枚；         

△英文演说竞赛，高中部，奖文学会赠银质奖章一枚；

          △英文背诵竞赛，初三至高三，奖文学会赠银质奖章一枚；         

△英文背诵竞赛，补习班至初二，奖文学会赠银质奖章一枚。                                                          

    1940～1941年：

    12月24日，国文竞赛，高中题目“隙地数亩，播殖嘉谷，及收获时，有实与不实，其故安在？”；初中题目“母爱”

    １月６日，高中英文作文竞赛

    ５月28日，高中英文背诵比赛

    ６月２日，高中数学竞赛

    ６月５日，初中算术竞赛

    课外的学术竞赛，不仅造就了学校浓厚的学习氛围，激发了学子的学习兴趣，更培养了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

    (3) 文体活动

    学校各班级学生中，由各自的爱好者组成了中西乐队、歌咏队、口琴队，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娱乐活动，陶冶身心。

    每年圣诞节，校内除举行一些宗教活动外，晚上必举行盛大文娱会，节目繁多。特别是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最为受人欢迎。如四十五周年校庆就上演了戈果里原著由鲁思改编，本校胡维谷、王祖年先生导演的，师生会演的话剧《狂欢之夜》。王祖年事后说：“学校里功课忙，再加上毕业班的衔头，自己简直毫无空闲，……不过此次有许多先生的鼓励指导，加上胡维谷先生的合作及各同学努力自爱的结果，这桩艰巨的工作总算告了完成。”（引自校庆四十五周年纪念刊、《导演的话》）此外，每学期开学时的迎新会上，除演说报告外，也有余兴节目，其他纪念节假日也常有各种文娱节目演出。

    桃坞的体育运动，在江浙一带私立中学中素有盛名。早在1922年就成立了拳击俱乐部，拥有会员一百多名，每天早晨进行锻炼，成为一个有名的全校性组织。1923年、1924年学校运动队曾连续两次获得苏州中学生运动会团体冠军。1932年曾在江浙各中学运动会上囊括三级跳远前三名。篮球、足球、网球等各类球类活动也广泛开展。1925年获得苏州中学足球联赛冠军。据《桃坞》卅周年纪念刊所载：“去年（1931年）全苏足球赛的时候，我校具有极大的夺标希望。在体育主任诸  颂恩先生领导下，球员都勤恳地练习着。初赛我们就遇到劲敌晏成，结果以二对二战成平局。”此一记载，可见桃坞足球之实力。1926年５月我校获得华东中学联合运动会田径总分冠军。                                                          

    篮球运动在桃坞是最普及的，校篮球队训练极为严格，队员中有一门功课不及格者乃不能选入校队。除此以外，各年级几乎都有篮球队，其中比较有名声的如：“爱克斯(X)篮球队”、“雄魄体育会”、“豪光小足球队”、“旭日篮球队”、“培英体育会”等，对推动学校课外体育活动，增强学生之体魄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章  抗战时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对华全面侵略战争爆发，我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同年，“八·一三”事变后，进攻上海的日本侵略军，遭到上海军民的迎头痛击，苏州接近战区，时受日机空袭，学校无法开学。梅校长决定将校产交由张鸿志保管，梅乃率家属去苏州西郊的光福镇办难民收容所。年底梅乃魁又回美国。十一月十八日，日军自金山卫登陆，奔袭苏州。十九日，日军进入苏城。苏州沦陷，校舍先被日军强占，驻扎马队后又开设日语学校。

    一九三八年夏，避难到沪的教师毛克忠、钱慕云、顾训丹等九位教师租上海南京路慈淑大楼四楼开办暑期补习班。是年秋天，桃坞中学正式在慈淑大楼招生开学。据张鸿志先生在校庆四十五周年纪念刊所撰  《校史鳞爪》一文记述：当时“虽教室狭陋，设备简单，然办学的精神，不因挫折而稍懈。”第一期从初一到高一，有学生二百余人。由毛克忠任校长，钱慕云任教务主任。教师先后有：顾训丹、龚祖绳、王乘六、夏星阶、邓述昭、蔡铭源、姚剑初、顾厚鼎、陈宗元、汤山源、毛克仁、李兰轩、李圣佐、马兆椿、蔡淑芬、王雨斋等。

    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桃坞校友会借慈淑大楼450号举行年会，选举周启邦先生为会长，“是时也，旧遇新知，欢聚一堂”（引自1941年《Daily Life》）。九月九日，各级正式上课，全校同学人数达二百七十一人，“开十年来吾校之新记录”（引文同上）。是年，因猝遭事变，学校迁沪而停办的“青年会”、“文学会”又正式恢复活动。十二月四日，校文学会召开第一次演讲大会，敦请东吴大学沈青来博士演讲，题目为“怎样解决人生”。出席者达二百余人。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四日，陕西主教沈子高先生因青年会之请，莅校演讲。陈述陕西教会与教育事业之艰苦情形，及其奋斗精神。其言词诚恳确切，实予我同学以极大之裨益。

    三月十二日为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学校停课一天，以资纪念。“寓思国父毕生勤奋，历尽艰辛，造福中华，其人虽死，其精神自当永垂不朽矣”（引自1941年沪校所办《生活日记》）。

    三月廿九日，为黄花岗革命先烈殉国纪念，学校放假一天，“思烈士之英勇”，“令人钦佩之至”。纪念中山先生、悼念黄花岗先烈的这些活动，激发了广大师生的爱国热情。

    同月，校文学会举行第二次演讲大会。敦请著名小说家范烟桥先生演讲，全校同学均参加聆听，其题目为“散文的科学化”。范先生言辞明晰，语多诙谐。讲毕，掌声不绝。

    学校迁沪后，因校舍狭陋，课时错综，同学每多隔膜，学校当局有鉴于此，乃令级联会、文学会、青年会联合举办交谊会，以资联络感情。是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二十分，全校同学均聚集于慈淑大楼450号内，参加此盛大之师生联欢会，会中庄谐并备，演讲之余，继以音乐余兴，更佐以茶点。会上谈笑风生，笙歌喧腾，至五时半方尽欢而散。此次联欢会，促进了师生间、同学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了友谊。

    五月廿八日，文学会举行高中英文背诵比赛，及初中国文演说竞赛。每级均出席代表二人。参加竞赛，全校同学均出席听讲。场内空气紧张，情绪热烈；而演说者，则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其盛况为学校迁沪后所鲜见。

    六月二日、五日，学校又分别举办了高、初中算术竞赛。

    综上所述，桃坞因事变迁沪，虽国难当头，校舍和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全体教师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热情，从无怨言，发奋努力、严谨治学、坚持教学、坚持开展各项课外活动。学生也好学成风，据当年在沪校任教的李圣佐先生回忆：我记得班上的邱士耀、傅翔麟和刘念慈等同学，还利用晚间，找我来补习。所以，我在桃坞任教，虽然为时不到两年，但老师对我的爱护，工友们对我的关心以及学生们好学精神对我的鼓舞，始终是记忆犹新的。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八月二十六日苏州原校被接受。九月沪校部分教师由钱慕云率领，回苏筹备复校，于九月十七日开学，学生一百七十四人，为苏州复校之最早者。

    一九四六年九月，沪校与苏校合并，完全恢复战前的组织。原毛克忠校长因升任圣公会主教，校长一职由钱慕云担任。在校高初中学生达五百四十余人，打破了历年学生数的记录。

第四章  爱国运动与革命斗争

    桃坞中学作为教会创办的学校，履行关门办学，有着较浓的宗教色彩，政治气氛淡薄，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爱国运动和革命斗争，一向表示冷漠，从不加以支持，追求正常秩序。然而在历史发展洪流的冲击下，校门岂能关得住？在校师生，基于爱国热情，与社会上广大革命群众息息相通。在多次革命浪潮中，桃坞学子常居于斗争之前列。

    第一，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时期。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十一月三日，上海光复，消息传到苏州，我校师生欢欣鼓舞，即与东吴大学、苏州工专、苏州中学等四校，首先起来响应。江苏巡抚程德全，首鼠两端，意存观望，苏州形势一度紧张。我校师生一边照常上课，一边组织“护校队”巡校，学校秩序井然。十一月五日，程鉴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宣布独立，全城悬挂白旗，以示光复。胜利声中，桃坞师生与苏城人民一起迎接共和的缔造。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苏州学生奋起响应。我校与东吴大学、苏州工专、苏州中学等四校联合发起于五月十日成立“苏州学生联合会”，最后共有十八所学校参加。五月廿八日，“苏州学生联合会”在市公共体育场（即皇废基）召开大会，大会决定全市罢课并举行游行示威，发表宣言书。我校绝大部分学生参加了示威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举动，另有二十余人组成宣传队，在观前街松鹤楼一带商业闹市区进行街头宣传，痛斥北洋军阀政府丧权辱国的罪行，高呼“还我山东！”“还我青岛！”“废除廿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街头旗帜飞扬，群情激愤，宣传持续多日。桃坞宣传队成为当时苏城反帝爱国斗争中的一支活跃的尖兵。蒋云龙校友是当时宣传队的主要人员之一，在北京读过小学，普通话讲得较好，所以演讲次数最多，年逾八旬之际的他，每每回忆此往事，精神特别矍烁，情绪特别激动。

    第二，大革命前后时期。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苏州学生群情激奋，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成立学生联合会，领导进行游行宣传，抵制英货、日货。据徐铭乐老校友回忆“五卅”运动游行示威时所唱的歌“豺狼当道，猛虎横行，害我中华，几阵枪声。满街热血，一场残杀，有志竟成，休让英魂含冤泉下，热泪抛抛，太烦恼烦恼，心头的火烧火烧，有仇必报必报。”这时期苏州开始有共青团组织的活动，发展共青团员最早的学校是桃坞中学、苏州工专和苏州中学三个学校。

    当时，桃坞校内有代课教师张哲人（又名张一凡）、张昌绍兄弟二人，是教务长张身立的侄儿，思想进步，在同学中威信很高，是学校共青团(c、y)的负责人，同学中最早加入共青团的是陈盛联（后改名陈廉贞）、房鉴钊二人，后来陆续加入的有张德杰、吴华宝、徐瑞林、姚华廷、徐铭乐、朱玉春、叶寿光等近廿人，这些同学，富有革命朝气，学习成绩优秀。

    张哲人当时住在学校“韩堂”（1968年拆除）二楼的教师宿舍中，“c.y”同学常常到他房间开会，由张讲述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的任务。有时还在桃花坞西画家颜文梁先生家碰头，颜先生是国民党左派，他是极支持进步学生活动的。张哲人离校后，由张德杰继任c.y 支部书记。这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不用共青团的名义，而用国民党第三区分部第三区党部的名义开展活动。从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即第一次国内革命飞跃发展时期，我们学校的共青团组织曾开展以下一些活动：

    (1) 利用课余时间，到校外秘密张贴标语，标语上写的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

    (2) 1927年3月21日，北伐军21师严重的部队到苏州时，组织同学数十人，在颜文梁家集合后前往欢迎，并结队游行，以示庆祝。

    (3) 由张昌绍先生请来21师李团长来校演讲，宣讲革命救国的道理。

    (4) 分散到学校周围的茶馆、书场演讲革命救国的道理。

    (5) 1927年3─4月之交，在灵岩山举行过一次大会，由桃坞的“c.y”主持，各校均有代表参加，到会一百人左右。会上请来一人做报告（大约是c.p），主要讲革命武装问题，说叶挺、贺龙的部队是真正的革命武装力量，但队伍太少，要大力扩充，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

    从以上的一些活动来看，可以说明桃坞当时亦是苏州革命斗争的主要阵地之一，在苏州的学生运动史上曾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约在四月中下旬，苏州国民党反动当局组织各校学生进行一次反共游行。桃坞c.y同学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为白色恐怖所吓倒，在游行过程中，领导高呼：“拥护三大政策！”、“拥护共产党！”、“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打乱了反动当局的布置，使其陷入惊慌失措的窘境。因当时桃坞系教会学校，当局有所顾忌，虽未深究，但对校方提出责难，施加压力。校长请示教会，决定自一九二七年七月九日起，将学校停办一年。

    七月十日，《苏州明报》曾刊登消息，题为“桃坞中学停办真相”，云桃坞中学由鲍安恒（美籍）以代理校长名义发出通知，说明去岁以来，时局转变，骤起纠纷，发扬基督教义，既不可能，有背当时创设学校之初衷，惟有出此停办一年之策。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在白色恐怖下，我校c.y 同学还坚持开展活动，充分显示  出坚持斗争的不屈不挠。据老校友回忆，如：1927年约5、6月间，苏州进步学生在接驾桥承天寺内举行过一次集会，到会近百人，桃坞的c.y都参加了，会议由陈盛联主持（陈此时已是吴县c.y书记），开会不久，有一便衣进入会场，问：“你们在干什么？”陈回答说：“我是国民党××区分部××区党部在此开会。”便衣走了以后，当场有人指出这便衣是县政府的侦探，大家要提防些。参加集会的人均很冷静，在陈的指挥下大家有秩序地退出会场，分头隐蔽，并叫两个负责保管宣传品的同学首先退出。将集会改在当天下午在山门巷小学继续。下午开会时，陈风趣地说，现在豺狼当道，狗也多。上午我们就遇到了狗，不过还好，不是狼狗而是草狗。说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充分显示了革命者对反动派的鄙视，反映了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

    1927年7月，桃坞虽停办了，但在暑假中，桃坞的c.y仍坚持每星期天到公园的东斋或遂园聚会，彼此交流情况，研究时局，并由张德杰用“陶智”的名义发通知联络大家。“陶智”是“桃支”的谐音，就是桃坞支部的意思。

    后因学校停办，桃坞的c.y同学分别转入其他学校学习。至1928 年秋，学校复课时，校内进步势力已大为削弱。教会和学校当局鉴于过去大革命时期革命浪潮的波涛起伏，心有余悸，借安定学校局势，正常教学秩序为名，严申各项纪律，对学生严加防范，处处戒备。一度成为革命活动中心的桃坞中学，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时际，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整整十年中，除一九三三年学校师生曾发动过一次募捐援助东北义勇军的爱国运动外，桃坞几乎处在万马齐喑的状态。

    第三，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人民实行独裁统治，并疯狂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形成一股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强大洪流。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至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我校仍在上海上课，上海的爱国学生运动正在蓬勃开展。高二学生洪永藩（凡）是当时桃坞唯一的中共地下党员，据其回忆，上级党组织批示他“把学生群众组织起来”，

“动员群众参加学生运动”。他即在校内组织“青年会”（非基督教组织），积极开展各项文娱活动，打下群众基础，然后发动群众参加学生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的深入，参加的人数逐渐增多。在这段时间里桃坞进步学生参加了以下几次大的斗争。

    (1)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的“迎马”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发动内战，美国派特使马歇尔来华，以“调停”为名，帮助国民党加紧备战。马歇尔到上海后，住在华懋饭店。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我校学生洪永藩、张乾源等多人参加了上海大中学校四千多人在华懋饭店附近的中央广场的集会，集会学生推派代表向马歇尔提出“撤退在华美军”、“停止援助政府进行内战”等六项要求，国民党特务冲入会场捣乱，打伤不少学生。同学们奋起反击，愤怒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并当场抓住了八名行凶暴徒，并且临时决定举行示威游行，揭露反动派暴行。这是抗战胜利后，上海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

    (2)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上海学生一万余人，在玉佛寺举行追悼西南联大于再等四烈士大会，我校部分同学在洪永藩、张乾源组织下参加了这次上海各界人士联合公祭，公祭大会通电正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要求蒋介石立即实现关于“切实保障人民自由”等诺言，提出立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八项要求。公祭结束后，举行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青年的罪行。

    (3) 助学运动。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拼命增加军费开支，造成通货膨涨，物价飞扬，学费高昂。上海地下党关心广大学生的切身利益，于一九四六年初，多次开展要求减低学费的斗争，并领导进行全市性的助学运动。春节期间，由“上海市学生助学联合会”倡导，在全市开展义卖助学章运动，我校学生张乾源、毛子匀、毛子琪等多人和上海其他大中学校学生一万多人，并肩战斗，走出校门，走向街头、公园，走向娱乐场所，推销助学章，并发表演讲，演出活报剧，张贴漫画、标语。这次斗争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当局的大规模的控诉，同时也争取了社会舆论对学生的同情和支持，为广大学生解决了学习上的具体困难。

    (4)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上海地下党借上海“天蟾舞台”召开“尊师联欢庆功大会”。当时秘密到沪视察的中共中央“青委”负责人冯文彬出席了这次大会。郭沫若、林汉过等人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场上“裁减军费！”、“解决教育危机，保障师生权利！”、“停止内战！”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使坐在主席台上的教育局长气急败坏地退出会场。大会当场宣布成立“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联合会”。一周后，即六月二十三日，十万工人、学生、教师、职员、工商界人士在北火车站外面举行集会，欢送到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的上海各界人民代表。集会后，举行了上海最大规模的第一次“反内战”示威游行。桃坞进步学生在地下党的组织下，参加了六月十六日的大会和六月二十三日的示威游行。

    (5) 一九四六年暑假，桃坞中学从上海迁回苏州，洪永藩升入高三，随校迁苏州学习，但因党的秘密工作的规定，洪无法与苏州地下党取得联系，只有利用其一个月回沪一次的机会与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系。但洪在党的领导下，重新在校组织学生组织，当时校方只同意成立“文学会”，于是洪利用“文学会”开展一些活动，如：利用纪念“五·四”的机会发动大家写纪念文章，出版了一次大的板报。平时，则鼓励大家发挥集体作用，在学习上、生活上相互帮助。

    (6) “原野”图书馆和“原野”半月刊。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蒋家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苏州当时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学生正在努力探索真理，渴望并追求光明。桃坞学子中的“原野”图书馆与“原野”半月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九四八年暑假，初二学生裘万年发起组织“暑假读书会”，参加的同学有初二的顾建国、初三的潘传春、沈寿元、刘旗明、郁乃尧、钱鹏，还有兄弟学校的潘传义共计九人。裘万年同学的学习成绩优异，更酷爱课外阅读，家境虽贫寒却仍省吃俭用喜欢买书，家中有近千册书籍，其他同学也把自己的藏书集中到他家里，多数是进步的文学作品，如鲁迅、巴金、茅盾、叶圣陶的著作，还有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等外国名家著作，以及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这些宝贵的精神食粮吸引着许多同学来阅读，使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而充实的暑假。    暑假过后，新学期开始，大家决定在“读书会”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图书馆，馆址就设在西街41号潘传春家中。一九四八年八月八日，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图书馆宣告正式成立，命名为“原野”图书馆。当时，苏州的私人图书馆已有“文心”、“大地”两处，都是由地下党领导起来的，我校初三学生金鸿熹（后改名金岑）就是“大地”图书馆的义务服务员。金经“大地”图书馆负责人吴祖德介绍，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加入了地下共青团组织，成为我校解放前夕的一个地下团员（金一九四九年五月，苏州解放后奉调至市团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即参军离校）。

    “原野”是由桃坞青年学生创办的图书馆，成立以后迅速发展，建立起了自己的组织机构，起草了组织章程  和借书规则。读者也从本校同学陆续扩大到学校附近的中小学生、小学教师、街道居民及工人、店员，到解放前夕普通读者已多达四百余人。

    一九四八年寒假前后，图书馆发起捐书赠金运动，向家长、亲友、老师、社会人士募捐，当时学校的钱慕云、汤山源、许鹏年几位老师均慷慨向图书馆捐款赠书。解放前夕“原野”藏书已达二万多册，大部分是进步书籍，其中还有《新民主主义论》、《评中国之命运》等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书的书籍。

    在“原野”图书馆茁壮成长的过程中，诞生了《原野》半月刊，这是32开油印本小刊物。半月刊以发表同学的习作为主，也转载当时进步刊物上的时评、小品、漫画等。《原野》半月刊共编印七期，每期售出一百本左右，深受同学们欢迎。

    一九四九年八月八日，“原野”图书馆成立一周年，全体工作人员二十余人，曾在东中市“秋海棠”照相馆摄影留念。到一九四九年底，随着苏州的解放，“原野”的骨干多数参军、参干走上工作岗位，因此决定解散图书馆，将藏书二万多册捐赠给苏州市图书馆。一九五０年一月，苏州市图书馆曾在《新苏州报》刊登鸣谢启事，这是对“原野”的一种赞赏。

    “原野”自成立到解放，历时一年半，时间虽短，却经历了解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她为在青年学生中传播进步思想、宣传革命道理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原野”的工作也培养了一批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青年学子的能力，锻炼了这批学子的意志。

四、与教会的割裂

    一九五０年十月，抗美援朝运动掀起，全国人民基于爱国热情，同仇敌忾。我校师生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不久，无锡江南行署召开教会学校校长会议，华东教育行政领导在上海召开华东地区教会学校校长会议。桃坞中学校长钱慕云参加会议归来，传达会议精神及上级指示，师生情绪更为激昂，积极投入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的斗争，积极投入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具体表现为以下各方面：

    ①发动师生和平签名，反对美帝武装日本。

    ②各年级、各班级订立爱国公约。

    ③节约零用钱，捐献飞机、大炮。

    ④慰问志愿军来苏疗养的伤病员。

    ⑤遵照上级统一布置，学习刘大年编著的《美帝侵华史》，联系实际，加强“三视”教育。                                                         

    ⑥积极响应政论号召，参干参军，投笔从戎。

    ⑦和苏州其他教会学校联合组织反美示威游行。

    ⑧将学校校门上的“圣公会”石横额取下销毁，改挂桃坞校牌，更替校内原有镌刻“圣公会”字样的界石。

    一九五一年初，周恩来总理发表谈话，指示割断和美帝一切联系。我校遵命编造学校财产清册和学校经费预算，呈报文教局。学校经费不足之数，由国家补助，我校不再受教会津贴。为了不过分增加国家负担，我校师生励行生产自救，自己动手，通过劳动生产，争取收入，积累资金，弥补学校经费之不足。各个班级分别选定生产自救的项目，内容有种黄豆、南瓜、磨豆浆、切酱菜、糊扇面等，劳动生产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坚持生产劳动半年余，经济收入虽不丰，但由此而显示的爱国爱校的精神和民族自尊是难能可贵的。